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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北京服务外包的出口份额构成中，生物医药和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虽然只有5859万美元，但其增长速度却最为迅猛，增幅达149个百分点。
　　大洋彼岸的美国消费者正在咨询和服用的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药，很有可能不是由美国的制药企业一手打造。他们把前期的化学合成、临床前的医药研发转移到中国和印度来完成。在中国和印度，他们在当地的现代化的科技园和实验室，雇佣本地的专业人士使用一流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技术来完成这些分包出来的合成、测试和生物技术研发工作，交付到他们手里的是实验数据，研发报告和小量样本。他们根据这些重要的数据和样本，生产出新药。
　　这就是生物医药CRO。它是合同研发外包的缩写，也是全球医药和生物科技市场最感兴趣的话题。
　　在2009北京服务外包的出口份额构成中，生物医药和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虽然最小，为5859万美元，但其增长速度却最为迅猛，增幅达149个百分点。
　　龙头企业快速成长为了提高研发效率、控制成本，越来越多的医药公司将研发工作外包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已经成为继软件外包服务之后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外包产业。
　　位于昌平中关村生命科技园的保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位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是近几年国内新兴的美资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企业。
　　不论是在亦庄经济开发区的汇龙森科技园，还是在昌平生命科技园的创新大厦，外面镶嵌着白色和蓝色粗硕的排风管的三层楼高的康龙化成和保诺科技空间略显拥挤。
　　其负责人均对记者表示，快速增长的业务使得他们的实验室、办公地点不够用，他们已经在考虑或正在投建新的产业园，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这两家北京市生物医药外包企业有五“同”两“不同”。
　　相同之一：海归创业。
　　保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元老”之一副总裁邓天敬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专业出身，之后赴美读化学博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在PPD。2005年回国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保诺，开始创业之旅。
　　康龙化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楼柏良博士早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后出站后就职于美国Helios制药公司从事化学合成研发工作。2003年在在美国肯塔基州注册成立Pharmaron(康龙化成)，2004年6月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注册成立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
　　相同之二：落户北京。
　　上海医药行业发展较早，在张江科技园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集聚着上百家生物医药公司，竞争激烈，人才流失率也较高。而北京竞争相对没有那么激烈，稳定的人才对生物医药外包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同时，北京得天独厚的生物医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资源，以及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才。科研和人才资源的丰富，是这些企业落户北京的重要原因。
　　相同之三：高端人才云集。
　　在保诺科技近700人的研发团队中，21%拥有博士学位，是业内拥有博士比例最高的公司之一，15%拥有海外教育和工作背景。公司的20多名高管，均为在欧美全球著名制药企业工作十年以上的资深专业人士，其中既包括海外华人，也包括来自台湾、英国、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
　　拥有750多名员工的康龙化成引进20多位高端海外人才，他们均在葛兰素史克、美国默克等国外著名制药公司工作过十年以上，博士、硕士比例累计超过51%。

　　相同之四：通过并购延伸业务范围：2009年底，世界前三强CRO公司之一的PPD公司（纳斯达克代码：PPDI）收购保诺科技。PPD公司的强项是后期临床实验，保诺的优势是药物研发前期的一体化开发，并购后整个医药研发外包链条衔接完整。
　　2009年1月11日，康龙化成完成了对维通博际(中国)的收购。维通博际是中国第一家拥有符合欧美GLP临床前毒理学服务能力的医药研发外包组织。通过此次收购，康龙化成公司的业务从新药研发前期扩展到能够完成临床前实验所有的化学服务提供商。
　　相同之五：接一手单，且均为纯粹的离岸业务，发展速度翻番。
　　2008年保诺科技收入达1500多万美元，2009年接近2500万美元，未来五年内，每年的发展速度不低于50%。
　　据康龙化成总经理助理张岚说，2008年公司业务额为9000多万人民币，2009年约为1.4亿元左右，增长了50%以上。
　　不同之一：资金来源。
　　邓天敬说，在PPD收购前的保诺科技成立4年来，资金流和融资平台全出自两位投资人的自有资金，而没有引进任何外部资金。两位投资人认为自有资金投入更符合公司长期灵活的发展战略。
　　康龙化成在2007年3月获得包括联想风险投资和美国DCM投资公司对康龙化成进行总额为550万美金的第一轮风险投资。2008年6月，联想三期基金，美国DCM投资公司及美国艾威资本对康龙化成进行总额为2500万美金的第二轮风险投资。
　　不同之二：业务特色。
　　康龙化成专注于医药研发前期的化学合成服务外包。从2008年开始涉足生物实验、DMPK药物代理，业务内容转向多交叉学科、高难度课题的全流程药物研发服务。
　　保诺科技定位于一体式的整合研发服务，业务范围为“通向临床”的新药研发服务，包括先导化合物发现、先导化合物开发和优化、临床前开发，现在通过同PPD并购，与后期临床实验形成完整的新药研发服务链条。
　　为医药自主创新打基础在保诺和康龙化成的独立实验室，带着口罩、身穿白色工衣的工作人员在布满了容器和试液的试验台前忙碌着。在这些化合物反应生成的间隙，他们会到旁边的办公桌前记录数据，查阅资料。他们不能进入彼此的实验室，外人不能进入他们的工作空间。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掌握着开发新药的技术。
　　据华尔街调查的制药企业评价，在目前的医药研发费用和外包份额中，25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中CRO占8%，为16亿美元；潜在的外包份额为44亿美元，占22%，141亿美元为药厂自身的研发费用。在这潜在的44亿美元外包市场中，中国为6亿美元占14%，印度为3亿美元占7%，剩下的35亿美元待定。因此，中国医药外包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和中印在软件服务外包上的比较不同，邓天敬认为，中国在早期研发环节具有较强优势，印度在后期的原料药和成品药方面发展较快，但理论和研发较弱。
　　中国除了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之外，人力资源优势主要在体现在生物方面。“化学方面中印优势差不多。”邓天敬说，“在药物安全评价和药效学方面，中国比印度更具有资源和人才的优势，另外中国生物人才多、专业精深，这点比印度好。”
　　“现在我们完全具备开发新药的能力。”保诺公司政府关系及对外事务副总监张玲说。“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讲，这是在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新药研发打基础。”虽然外国药企拥有新药的专利权，但中国企业积累了经验和技术，技术和人才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可以研发自己的新药。
　　邓天敬说，前些年，在药明康德没有来华之前，中国从事真正现代新药研发人员比较少。

　　“中国只有制药没有新药。”张岚说。
　　“国内药厂只做仿制药，不做新药。国外制药企业有自己的研发中心，不断地推出新药，中国的药厂等国外新药10年、15年专利期过了之后，才买回来生产。”
　　张玲则认为，虽然掌握了新药研发技术，但公司既然定位于CRO、定位于服务外包，就不能违反“行规”、偏离定位自行研发新药。“这会让制药企业对与我们的合作产生顾虑，因为他们会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安全性。”张玲认为，近几年生物医药CRO在中国的高速发展，通过“曲线救国”
　　的方式，对中国新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巨大和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研发能力的跨越式提升，国际标准研发平台的搭建以及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和聚集，再结合资本市场的力量，按照美国FDA的标准，在中国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已经指日可待。